（1858—1927）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家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道光举人，曾为州学正、训导。父亲达初，早年从朱次琦游学，做过知县。康有为生于南海西樵之银塘乡(亦名苏村) 7岁能文，被目为神童。又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不离圣人，乡里戏呼为“圣人”。19岁得从同县大儒朱次琦学习。朱次琦，号子襄，道光年间进士，教授于本乡礼山草堂，学者称九江先生。他沟通汉学与宋学，而直溯孔子，自有一套教学体系。除教授生徒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外，又注意学生孝悌、气节、气质、威仪等品德修养，“一时咸推为师表”。康有为从朱学习三年，思想颇受其影响，也为学业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从礼山草堂回西樵山后，开始了接触新知识的时期。他在西樵山独学的4年中，除研究史学并由宋明性理而扩及佛学外，因结交张延秋编修，得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又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由江南制造局及西方教会所译的各种西书。1882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下第南归，复游上海。前此他曾游览香港，至此愈加感到“西人治国有方”，不可像古人那样把外域都看做是不开化的夷狄，更大量购买西书而归。从此遂大讲西学。由于广读西书，思想变化日益显着，自成其独特的体系。他学习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同前），并着内外《康子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

1888年，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康有为开始接触实际政治，并以自己学习所得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扩大影响。同年，他赴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乃于9月发愤上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书虽为顽固派所阻，未得上达，但引起朝野很大震动。次年归粤后，学海堂学生陈千秋、梁启超以弟子礼来请教，康有为对他们“所挟诗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陈、梁闻所未闻，遂退出学海堂，从康有为学习。康有为于1891年开万木草堂，讲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从学者日益增多，有韩文举、梁朝杰、麦孟华、徐勤等，而陈千秋、梁启超为学长。康有为“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断之”。同时又著书多种，以《新学伪经考》为最著名，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1893年康有为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他的著述与讲学遭到给事中余晋珊严词弹劾，斥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经梁启超奔走营救始得解脱。冬游桂林，住风洞山，着手著述《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这年下半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洋务破产，举国悲愤。

1895年春，康有为与梁启超一同入京参加进士考试，正值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签定和约成，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举国哗然，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情绪激烈。先有广东梁启超等联名数百人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各省分批继之，但毫无结果。于是康有为复主其事，以一昼二夜草疏万数千言，“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合十八省举人集议于松筠阉，参与上书联名的共1200余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一次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都察院以和约已签字，无法挽回，拒不收。上书后几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他不到任。于两个月中又连上两书，对变法的内容、步骤作了具体补充，仍不得上达，遂南归。曾到南京游说张之洞开强学会，因学说不同未成。此后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续成《孔子改制考》等书。又曾至澳门，与何君穗创办《知新报》，并完成由光绪十二年即着手编辑的《日本变政考》。又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萱开圣学会。

1897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12月康有为“万里浮海”，再赴京师上书言事。指出“瓜分之祸，迫在目前，其所以致之者，兼弱攻昧之历史公例然也。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按轻重缓急，提出变法的次第，第一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第二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清帝第五书》）。接着又上一书，均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