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一人，寻找《约翰.克利斯多夫》
十几年前念大学时，因为节省盘缠的缘故，有个寒假我没有回老家，日日蜷在宿舍里读书。就是在这个冬天，我翻开了一本改变我一生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现在想来，这事多么令人感恩——这个中译本，将贝多芬、罗兰和傅雷这3个伟大的名字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
2002年，梦想中的巴黎以及这个孕育无数人道主义作家的国度，让我在经历了7年死气沉沉的新闻工作后，以极不人道的决心告别了早孕的妻子，开始留学生活。
初到法国，我住在西布列塔尼一座终日飘落太阳雨的小城。我急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法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有天早上8点天蒙蒙亮便出发了，一直找到下午4点，筋疲力尽。我不知道在法图的《约翰.克利斯多夫》(《Jean Christophe》)为什么无人记起。在国内时我也曾问过几个法国人，大多都不知所云。
多少年以后，我一定不会忘记，某年的某一天，我带着一个面包一瓶凉水，夹一把雨伞，在这座西部小城孤独地步行了6个小时后，对FNAC书柜的小姐说“我太累了，我几乎找遍了全城所有的书店也没有找到我心爱的Jean Christophe”时的情景。
循着朋友NO & Euml；L昨天的指引，中午我赶往圣.马丁教堂。在那附近我转了好几圈，几乎问遍了所有的行人，大概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家BOUGINISTE(旧书店)。在小广场的一角，闪着明亮的黄色。我在心底默默地祈祷Christophe在那等我。由于3点才开门，我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吧向女主人要了一杯水，女主人一脸和悦，说送给你了。送一杯水，给一个远行的人，多么美好的情意!
3点刚到，我便进了旧书店，寻找找了10年的《Jean Christophe》。踏破铁鞋无觅处，在这个旧书店里我竟然看到了3个版本。花20欧元，我高兴地买下了最贵的那个版本。更有意思的是，在书店的墙上，我看到一幅书法，上面写着“书香”两个字，旁边并注有“不问窗外纷纭事，但求世间未见书”——寻书偶得多年心迹，一切仿佛天意。
从书店出来时，我看见漫天的鸥鸟与云共舞，我看见每个窗台都长满了鲜花。没人知道今天我有多快乐，我和迎面而来的每个人说“Bonjour”；我要告诉NO & Euml；L，告诉文学课的Stéphanie，我已经找到了我的Christophe。在上午的文学课上，我把从图书馆里借来的《Jean Christophe》第九章最后一段念给她听，让她和我分享罗兰的心灵……现在我要告诉她，我有了属于自己的《Jean Christophe》，我不用到图书馆里续借10次才能看完它了。我还要告诉她，我可以在书上幸福地画横线了。
我叫奥里维，我从中国来
冬季。
有一天，我在一张海报上发现西布列塔尼大学有位闻名法国的罗兰研究专家，名叫Bernard Duchatelet。当晚我去听了他的演讲。这次演讲主要谈他的新书《Romain Rolland tel qu’enlui—mème》。在演讲开始之前，我有意坐到了Duchatelet先生后面，并递给他一张纸条。大意是，我因克利斯朵夫从中国远道而来，并署了一个法文名字“Olivier”(罗兰小说中的人物)。看得出Duchatelet先生很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远在中国的年轻后生，所以漂洋过海，抛舍家园，竟然是因为在10年前无意中翻开了一本名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小说。
由于当晚来的人比较多，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转天，我如约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在我们兴致勃勃地谈完奥里维以及甘地后，我向他推荐了傅雷与胡适。遗憾的是他对胡适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当然，这在我预料之中。在法文版的《大百科全书》里，“胡适”条目下只有短短几行，说到底在欧洲人眼里胡老夫子不过是个“提倡白话文的中国人”，而且编撰者误把胡适的老家从安徽搬到了上海。
奥里维是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在克利斯朵夫告别狂躁、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茨威格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曾写到，奥里维是法国文化的精华，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优秀力量的新秀一样。智者被强者提高，强者被智者净化。奥里维把从行动中抽出的所有力量都转到了思想上。他生产思想，而克利斯朵夫则生产活力；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在出国之前，我曾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并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同样，罗兰在给爱弥尔.维尔哈伦的通信中也写到：“不，您别憎恨，您以及我们都不应该仇恨。我们反对仇恨甚于反对我们的敌人!”令人悲伤的是在一次五一节的游行示威中，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被卷进了群众同警察的搏斗，后者在一片混战中受伤而死。
那天下午，我与Duchatelet教授谈了约一个小时，语言的隔阂让我们的交流缺失灵感，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的胡老夫子一无所知同样让我对汉字江山黯然神伤。
在罗兰永远栖息的地方
我和妻子决定去十几公里以外名叫Breve的小村庄，那是罗兰与他的俄罗斯妻子玛丽最后安歇的地方。
我们径直去了墓园，它静静卧在小村的教堂旁边。墓园的正面，是一条以罗兰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两旁排满了粗壮的栗树，生机勃勃。围墙的入口处用法文写着“罗曼.罗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安息”。
走进墓园时，暮色已经苍茫。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找到罗兰的墓。过一会儿，来了几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在克莱蒙西玩，听说这里有罗兰墓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于是我便发动他们一起来找罗兰墓。找了十几分钟，意大利人终于放弃，陆陆续续走了。独自在墓地里走着，我只愿用目光为所有的墓石拂去尘埃。
晚上8点左右，我终于找到了罗兰墓，它静静卧在教堂一侧的墙脚下。一块简朴的水泥墓石，淹没于青草与玫瑰之间。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寻访罗兰时，我时常心事重重。1935年，接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与妻子玛丽访问莫斯科一个月，写下对苏联略有微词的《莫斯科日记》，却在原稿标题下注明要求封存半个世纪，唯恐《日记》被苏联的敌人利用来攻击苏联。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军队将至，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把俄国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与罗兰的小心翼翼不同的是，法国另一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直言不讳。对照两本书，有人因此得出结论：纪德不失知识分子良知，而罗兰的人品让人怀疑。
罗兰已矣。60年过去，独坐罗兰墓前，更觉历史过于无情。长眠地下的罗兰已无法为生前的事作任何辩解，那些热爱罗兰的人又何必因此神伤——对于现实与历史，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能了解多少真相？认识一种社会的本质并非易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罗兰的墓园出来，我如释重负，于是和妻子商定连夜赶回克莱蒙西小镇。我们不太指望能搭上谁的车了。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沿着Breve的乡间公路慢慢地走着，仿佛在江南的乡下散步。远处的山坡，开满了向日葵，无数金色的花瓣，穿透了夜色，宛如灯盏。
星空之下，夜幕四垂，低头看着在一路颠簸中沉入梦乡的女儿。其实，十几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寻找罗兰，又与罗兰何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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