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重庆南川水口村四社，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周密家。刚收的玉米棒子小山似地堆在堂屋，54岁的周母夏体合在遗像框里静静地看着这个20年未曾修缮的家。猪圈里，为周密缴学费养的七头肥猪已卖，用于周母丧事。

    《重庆晚报》的这篇报道用了一个
令人唏嘘不已的题目：“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

    周密说，自从她考进大学，为挣足学费，母亲没日没夜拼命干活，第一年靠借钱才凑齐学费。今年新学年又需8000多元，但现还差5000多元。“为我读书，母亲耗尽了心血。”

    当地一位老师被请来读悼词：一个女人，10多年来，每天仅睡5个小时，白天种5个人的地（六七亩），晚上要喂六七头猪，在地里一晒就是一整天……

    周密的家庭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大学生的家境，但至少是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境的一个缩影。我不知道前来追悼周密母亲的上千村邻中，是感动于她的无私，还是在为被高校收费扼杀的生命而悲悯。但是我想，在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上，相当多的农民一样难以承受因学致贫的尴尬。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8月9日公布的《中国优秀特困生调查报告》，成了近段时间人们热议的重点。报告称，以每年8000元为标准，一个本科生4年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处于相对贫困线的农民41年的收入———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国家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882元。

    本就生活艰辛的农民，怎堪承受如此重的高校收费负荷？对此，有教育工作者曾撰文指出，学费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学费问题，它甚至也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成了关系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幸福安康的“生命问题”———它决定着一个孩子在接到高考通知书时是绽放笑容，还是愁容满面。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把学费问题从教育的框架内抽出来，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来审视和考量，否则我们就无法逃脱“心灵”的拷问。

    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从绝对数量看，日本的学费可能是世界最高，但若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为让贫困学子能上大学，社会和政府应该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央财政也表示每年要拿出10亿元来资助贫困大学生。

    但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这里。爱心总会有限度，国家资助也不可能完全消解掉愈涨愈高的高校收费。人们的疑问是，高校培养一个学子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如果说，臃肿的机构、大兴土木的馆舍攀比、越坐越豪华的轿车、还有各种以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都算做成本分摊在每个学子身上，那么，再多的社会爱心和国家资助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

    因此，笔者呼吁，以对农民生命怜悯和尊重的名义，召开一个高校收费听证会，不妨就在南川这个“染血”的猪圈旁！